天府可乐官方微博截图。
但相关澄清并没有降低民众的购买热情。4日,天府可乐天猫旗舰店日销暴涨17倍,多款商品销量几何式增长。
面对消费者的支持,4日晚,天府可乐天猫旗舰店紧急发布公告,称破产系误读,民族品牌不会轻易垮,还呼吁大家不要非理性囤货。
1月5日,天府可乐董事长蒋林现身淘宝直播间回应破产传闻,这场直播收获超百万观看量。
天府可乐直播间截图。虽然天府可乐及蒋林在直播间屡次呼吁理性消费,但网友表示,“我理性地选择了不理性,支持下。”“国产品牌就应该多支持。”
电商数据显示,1月5日,天府可乐开播后的1小时,销量暴涨30倍,当天淘宝搜索同比增长超过100倍,并带动国货汽水销量大涨。6日,“天府可乐董事长直播带火崂山可乐”还登上热搜。
“三起两落”的天府可乐
虽然很多网友表示要大力支持,但也有网友称,“没喝过甚至没见过”“第一次听说”。
公开资料显示,天府可乐的前身,可以追溯到上世纪三十年代的重庆美华汽水厂,后曾更名为中国汽水厂、重庆冰厂、重庆饮料厂等。
在天府可乐直播间里,蒋林曾用“三起两落”来概括天府可乐这些年的发展历程。
据介绍,1983年,中国天府可乐集团公司(重庆)成立,曾一度占据国内可乐市场75%的份额,“当时在大江南北都有灌装厂,还把灌装厂建到了莫斯科,产品远销美国等地。”
上世纪九十年代,伴随招商引资大潮,天府可乐与百事可乐合资合作,但在合作过程中逐渐被“雪藏”,并从公众视野中消失。
“一起一落”后,2008年到2013年,天府可乐老一代领导对天府可乐品牌进行了漫长追讨,最终让天府可乐品牌回到国人手中。2016年,天府可乐品牌复出,消费者也基于对天府可乐的情怀进行支持。
天府可乐官方旗舰店截图。天府可乐(重庆)饮品有限公司副董事长钱黄曾提到,刚复出的天府可乐产品在重庆、四川等市场一度供不应求。复出第一年,天府可乐就实现了近4000万元的销售额。
但后来在经营过程中面临诸多困难,天府可乐又从市场上逐渐退出。经历“两起两落”后,2018年,天府可乐(重庆)饮品有限公司成立,引入了新的投资人,天府可乐品牌、商标、配方等也逐步移至新公司。
据蒋林透露,新公司成立后,市场表现有很大改善,年增长率接近翻番。但如他所说,公司现在是在“夹缝中生存”,与最辉煌时有很大差距。
财务信息显示,2021年,天府可乐(重庆)饮品有限公司实现营收1651.87万元,净利润亏损1832.47万元。2022年1-5月,公司实现营收932.55万元,净利润亏损407.22万元。
2022年7月,重庆产权交易网曾发布公告,重庆轻纺控股(集团)公司拟转让天府可乐(重庆)饮品公司11.8784%股权。天眼查信息显示,目前重庆轻纺控股(集团)公司已从股东中退出。
老牌汽水振兴之路不好走
“成立合资公司的时候,我们和国际巨头在中国的市场上是势均力敌的,但经历雪藏后复出时才发现,已经是蚂蚁和大象的关系。”
蒋林的这番话揭示了天府可乐曾经衰落的原因,而被“雪藏”也是多个国内汽水厂共同的境遇。
彼时,可口可乐和百事可乐并购了除正广和之外的国内七大汽水厂,“雪藏”了这些国有汽水品牌,再利用这些汽水品牌的渠道输出自己的产品。这一过程,后来被形容为“水淹七军”。
冰峰由于与百事可乐多签了一则协议,禁止对方在西安生产玻璃瓶饮料,而“幸免于难”,其他记忆中的汽水品牌却就此湮没。
资料图:北冰洋。 中新社发 富田 摄2007年,经过漫长的谈判,北冰洋的经营权由一轻控股公司以“4年内不得以北冰洋品牌生产任何碳酸饮料”为条件,从百事可乐公司收回。曾在合资经营过程中被彻底边缘化的八王寺、崂山可乐、亚洲汽水、山海关等国产汽水品牌也陆续收回了商标和配方。
但如今国内碳酸饮料市场被国际巨头垄断,其批量生产带来的成本优势和低价策略,也让国产汽水在价格上难有优势,老牌汽水品牌除了打情怀牌,也在尝试做出改变。
近年来,天府可乐积极开拓新消费场景,还陆续推出草本无糖等新品,并持续加大研发、市场及渠道的投入。其他老牌汽水品牌或加码营销,或发布新品,亦试图笼络消费者的心。
虽然天府可乐目前受到追捧,但食品产业分析师朱丹蓬告诉中新财经记者,从产业端、渠道端、消费端来看,天府可乐整体的运营模式、经营理念、区位、产品结构和整个供应链以及成本控制等,均存在短板。
“这也是国产汽水的一个缩影,如何振兴国产汽水,如何走差异化之路,如何形成品牌效应和规模效应,都是国产汽水的‘老大难’问题。”朱丹蓬表示。(完)
中新社70年丨范长江之子范东升的“梦之旅”****** 不经意间到了怀旧的年龄,回顾平生,有两件事特别感到庆幸: 一是1977年恢复高考,我考上北大中文系新闻专业,从此改变了一生命运; 二是上个世纪90年代初成为中新社麾下一名新闻记者,因而有幸亲眼见证了改革开放给祖国大地带来的沧桑巨变。 重回塞外故地恍如隔世 在中新社做记者期间,有一次采访活动特别令人难忘:1997年正值内蒙古自治区成立50周年,7月中旬我们一行四人驱车前往呼和浩特、包头两市以及土默特左旗、武川县等地采访。 我本人有很深的“内蒙古情结”。 1936年我的父亲范长江先生作为《大公报》记者到绥远(今内蒙古地区)进行战地采访,随后写下《塞上行》一书。 30多年过后,1968年我与成千上万名北京男女知识青年一起到内蒙古插队,在那里度过8个春秋。我以中新社记者的身份再访内蒙古,差不多又一个30年过去了,重回塞外故地,真有恍如隔世之感。 ▲范东升重走《中国的西北角》之路留影那一年我17岁,被分配到土默特左旗塔布赛公社帐房大队落户。塔布赛村正是自治区主要创建者和领导人乌兰夫的家乡。 在1971年底我离开农村,又到呼和浩特市一家小厂当了5年学徒工。当时正处在“文革”时期,我也和其他北京知青一样,第一次备尝贫困疾苦的味道。 这里农村的贫穷落后远远超出城里人的想象。 农民的住宅都是用土坯搭盖的,整个村落一眼望去一片土黄。这里在严寒的冬天气温可降至摄氏零下二三十度,但很多人家连玻璃都买不起,只是在窗框上糊一层窗纸或旧报纸。 室外冰天雪地,室内也同样寒气透骨,却没有任何现代意义上的“取暖设备”,一般就是一家老小围坐在由做饭余温烘热的炕头上捱过寒冬。 村里刚刚通上电,但是许多老乡为了省电钱,吃了晚饭就上炕睡觉。挑灯夜读要算是知青们特别“奢侈”的一种“夜生活”了。 由于时常断电,于是买几两煤油倒在墨水瓶里,在瓶盖上打一个洞,穿上一根棉线做灯芯就是“煤油灯”。 “马莲滩上盖起游乐场” 此次专程回到土左旗采访,发现20多年来这里发生了奇迹般的变化,几乎令人难以置信。 我带领记者团一行驱车沿刚刚建成通车的察素齐—塔布赛县道“回娘家”,只花了半个多小时。回想当年村里的知青去一趟旗里,沿60里的土路常常步行要走一整天。 ▲范东升带领记者团队采访帐房村里一幢幢“四角落地”(即墙的四角砌有砖柱)式或全砖木结构的住房取代了昔日的土坯房。 老乡们谈起现在的生活变化,不住地说:“好了,都好了!比你们在时强多了!”帐房的乡亲从过去以粗粮为主改为吃白面、大米为主,莜面反成了稀罕物,爱吃莜面的,还要到出产莜面的武川县买回来。 老乡家里,收录机、电视机已不新鲜,富裕人家购置了手扶拖拉机或小四轮拖拉机,有的甚至拥有汽车。 旗政府所在地察素齐镇已经由一个“大村庄”,发展成了一个百业兴盛、市容井然的塞外新城。 我们采访土左旗云中义旗长时,他如数家珍地用一连串惊人的统计数字来介绍改革开放以后土左旗的飞跃发展。 土左旗已陆续兴建金山经济技术开发区、哈素海旅游开发区和白庙开发区。其中哈素海约有30平方公里,风光秀丽,已开发成为一处新的旅游避暑胜地。 我不由得清晰记起自己在梦境中吟出的两句诗:“几回回梦里回帐房,马莲滩上盖起游乐场……”。 历史与现实的对照 刚刚离开麦菽飘香的土默川平原,我于8月上旬又应台湾海基会的邀请,参加中国记协的大陆期刊代表团访问祖国宝岛台湾。 在10天环台岛访问期间,随团沿高速公路从台北市出发一路南行,过台中市,观日月潭,登阿里山,访高雄港,再自西向东飞越中部山脉,到台湾东部的花莲市采访之后,意犹未尽地返回台北。 此次仲夏的两地采访活动,对我来说可称为梦幻般的旅程,历史与现实的对照,祖国大陆与台湾经济状况的比较,令人感慨万端。 在采访活动结束之后,我写下长篇纪行《梦之旅》连载于《华声》杂志。 台湾地区有“亚洲四小龙”之一的称誉,而在上世纪90年代中国大陆的经济腾飞尚处在初期阶段,与台湾当时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还有比较明显的差距。 我在文中这样写道:“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祖国大陆正以同样迅疾的步伐,以更加宏大的规模开始经济起飞,很有可能创下世纪之交的新的中国奇迹。” 20多年前我在文中做出的预言,今天已经成为活生生的现实。当年我父亲笔下的那个内忧外患、饿殍遍野的旧中国早已一去不复返。 ▲范东升参加新闻文风改革暨“中新风格”学术研讨会 中新社记者 富田 摄作为新中国的新闻工作者,能够亲眼观察在改革开放中祖国人民拼搏奋进的历史进程,亲手记录中华民族走向伟大复兴的辉煌业绩,我感到无比的幸福和自豪。 作者:范东升(中国新闻社原编委会成员) 原文刊登于中新社《离退月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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